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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光:白区(敌占区)的秘密工作技术
发布时间:2018-07-14   阅读次数:212   作者:武光   来源:重在人人参与微信公众号




白区(敌占区)的秘密工作技术

 

白区(敌区)的秘密工作技术

武光的话

《冬夜战歌》(北京航天航空大学2009年3月1日出版)记述的是1931年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在北平城区内外做地下工作时的一点粗浅的、部分的经验总结。反映了我们全部革命历史中一条战线斗争情况之一斑,作为历史资料把它记录下来,也是我们“过来人”一点应尽的责任。《白区秘密工作技术》的记叙虽已尘封,但重温再读,确有如梦惊醒的功效,值得一读。秘密工作的理论部分,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城市工作曾是通用的。秘密工作的具体方法则完全是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北平用过的。

一、白区(敌区)的秘密工作


针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敌人的野蛮残暴性,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故特别需要秘密工作。

(一)理论
⑴秘密工作(隐蔽斗争)的意义


消极方面:保存自己

积极方面:消灭敌人


所谓“秘密工作”,是在强敌暴力压迫之下偷偷地去进行革命抗敌工作,它不是我们奋斗的目的,不是为“秘密”而去工作。而是为了工作,为了完成我们的神圣任务,被迫不得不避免敌人的压迫摧残所必需采用的一种工作方法。只有巧妙地灵活地运用这种方法和方式,才能减少自己革命力量的损失而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而达到我们为革命奋斗牺牲的目的。

同志们应该知道,所谓“秘密工作”也并非是叫全体党员都秘密起来,离开群众,离开一切公开的活动,而是除参加党的秘密组织和党内的活动外,其余可以公开的活动应该尽量争取公开,不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在群众中进行公开的活动。

下边我们还要讲到,秘密工作是不得已时采用的,我们应尽量缩小秘密工作范围(可能时),也就是不能公开时我们当然不要公开,可以公开时即无论如何不要秘密起来。


⑵秘密工作产生的原因

“秘密工作”的产生不自今日始,过去和现在有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里,被压迫的阶级都曾采用过和采用着这种方法向压迫他们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同时在其他被压迫民族(如朝鲜、印度等),也曾采用过这种方法与统治着他们的强盗帝国主义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至于谈到秘密工作产生的原因,我想大家也许能体会得到,这主要是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使然(在我占优势的时、空也仍有秘密工作,如苏联,不过秘密工作缩小到了最小限度),具体些说也就是在敌人占领的区域,敌人有强大的武装对我同胞进行着残酷的屠杀,可是我男女同胞们失去了依靠,那里没有了我们的武装部队帮助他们向敌人反抗,而他们又经受不住强盗的无情的杀害,于是便产生了适应这种困难环境中的斗争方法──秘密工作。

总之,在被压迫者的力量还不够和敌人正面作战时,只有用这种秘密工作的方法去进行斗争(当然还有公开的斗争),发展自己的力量,蓄积自己的力量,准备于适当的时机响应我们的游击队或直接独立和敌人正面作战,并争取我抗战全面的迅速的胜利。


⑶秘密工作的重要性

前边已经讲过,在敌人占领区域,敌人有强大的武装在进行着对我方残酷的屠杀,而我们却没有武装部队在那里帮助被侮辱被屠杀着的同胞们去反抗,在这种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困难环境之下,我同胞们“主要的”是应采用秘密的方法去进行反抗的工作。但我并不是叫同志们在非必要时用阴谋手段去对付敌人,假如你要那样不能知己知彼而不自量力地去对敌人盲干蛮干,那么你在主观上无论抗日是怎样的坚决,而你这种作法却恰恰是帮助了敌人减损了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敌人所怕的是出其不意的排山倒海的伟力(秘密工作者所蓄积所培养的),而不怕你几个英雄摇旗呐喊盲干。在这里需要声明一下,我并不是否认游击小队(人数较少的)的抗战意义,而只是说明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非组织庞大的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去争取不可。但在这里组织群众和武装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主要的还是非用秘密方法去进行不可”。因此,秘密工作是敌区的反抗者们极端需要的,这一点想早已为大家所了解。


⑷秘密工作的原则

秘密工作的最高原则是“群众化”,即如昆虫植物之类的保护色的意义一样,在使自己同化(表面上)于周围的环境,生活在群众当中绝不准暴露出自己,自己的言谈行动乃至细微的生活习惯都要和自己身子周围的人完全一样。在这一群众化的原则之下,我们还应注意并耐心地执行下面两件事:

a.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要绝对注意到“最微小”的事,哪怕是看来似乎和你没有关系的小事也要注意,因为由这一点小事可能牵连到大事,牵连到更重要的关系,乃至牵连到你自己。敌人的侦探汉奸等整天就在注意和搜寻这些小事,他要由这些小事去破获“大的案子”,去破坏我们的抗日组织与行动计划。敌人的特务机关、侦探、汉奸等在他们日常工作中所说的“线索”,也就在平常人所不注意的这些“小事”上。

b.各种字条以及其它可能作为“犯罪”证据的书信笔记等,无论在什么地方(室内、身上)、什么时候(昼、夜)在原则上都不准保存,假如是很重要必需保存的东西,那你可写成密码藏起来。若是保存不编密码的东西,让敌探拿到手里可借以破获我们的救亡组织,这是最违犯“秘密条例”的行为。这种行为虽很难纠正,可是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每个秘密工作人员还是非注意纠正不可。


⑸秘密工作的时空性

秘密工作人员对于秘密工作不应去机械地了解,死板地应用。我想有秘密工作经验的人,一定会知道拿过去反对满清皇帝时的秘密工作方法,用来反对现在的日本强盗,这中间多少总是不相同的,恐怕拿过去的方法,用在今天我们一定会吃大亏(我不否认过去的某些方法仍有可用的)。因为今天的日本比前清皇帝进化得多,聪明得多了,他的侦探和汉奸们有很多新的聪明方法来追寻和捕获我们的“反抗者”们,因之“时间性”便成了决定我们秘密工作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这是不容忽视的。

“空间性”也是决定秘密工作方法的一个主要条件之一,这道理也很显然,如北平、南京这类大城市和荒野乡村的情形决然不同,因之也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去进行工作。北平、南京可以睡早觉,你如很早出门倒有人注意你,相反的,如果在乡村你若老睡早觉,那别人一定会说你不是个正经人。在南方假如你穿上一双草鞋,这是很普通、群众化的,不惹人注目。可是若在北方的乡村里你穿上一双草鞋,那你就什么事也别想干了,因为你周围的人们一定都在奇怪你,看着你,所以环境不同秘密工作的方法一定也得要改变。

附注:

(备讲授时参看:各种不同情况的区别对待)


甲、非法时、合法时、有政权时;

乙、敌占区、友党区、党有政权区;

友党友军区、有能合作与不能合作之分。


⑹秘密工作的“过”与“不及”

注意秘密工作是敌区每一个工作者都应该作到的。可是对秘密工作不但不能机械地去了解,同时作也得作到适当的程度。若是对秘密工作注意得“过火”(过于小心),或注意得不够(过于大意),其结果是一致的,就是“过”与“不及”的害处相等。关于这我不妨举些实际的例子:

以前曾有一位学生被派赴某煤矿上去开辟工作,在去之前我曾给他讲过到那里在技术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这位同志很聪明,他把我讲的都记在心里了。于是他到了矿上因不能下井工作便装扮成了一个卖梨的小贩,就这样整天价在矿区绕来绕去。

这位同志吃苦、耐劳、忠实,是毫无问题的,甚至到了冬天他穿着单裤还是挎着篮子在矿区绕来绕去。可是他对秘密工作注意得太过火了,不敢接近工人,恐怕有侦探看见他和工人们谈话,因之,他虽然下了这么大的辛苦而在几个月当中却没有做出一点成绩。

在这里我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也是从前的事情,也是个学生。他被派赴白军中去工作,当他入伍时已经不是个学生的样子,他化装成了一个受苦人,当然一去他就告诉了长官,他是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的受苦人,这样取得了上级的信任,执行着一般战士的日常工作。

一天,这位负有使命的学生同志竟不自觉地在花盆前面哼哼起“毛毛雨”来,恰被长官听到,由此人家就断定他是个学生,引起了对他的怀疑,还好,多幸这位长官开明,只给了他以开除军籍的处分。

由此证明,对秘密工作注意得“过”与“不及”,其结果都是同样妨碍工作的。


⑺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

秘密工作不应是孤立的,换句话说也就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更顺利地开展。

在敌人占领区域有“维持会”,“协和会”,“全民党”……许多公开的机关团体。我们的救亡团体应有计划地派抗日分子以汉奸的面目打进去,在这些汉奸组织里建立我们抗日的组织,使那些抗日分子站在公开合法的地位来给秘密工作者通消息,给秘密工作者以种种便利,并设法直接帮助我们秘密的抗日组织。这些都是可能的,且早有实在的例子。如东北华北各地,明当汉奸暗在抗日的分子所在多有。

所谓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也就是党内工作与党外工作,这两种工作的方法是不相同的:党内工作对象是党员。关于党的路线与任务等问题,只要向每一个同志解释清楚就够了。这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占主要地位。而群众工作中的对象则是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水平极不相同的千百万广大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与口号,单靠宣传说服的方法是不够的,这里需要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因此,党内工作方法简单得多,而群众工作方法复杂得多,所以党内工作应该秘密而群众工作的方法原则上无论如何都必须争取公开的,不公开地做就是自己限制了自己工作的开展。

原则上除极少数在领导机关作党内秘密工作的同志外,其余同志们都应生活在群众中和他们一起干。但绝不是如合法主义者非公开工作不干,同时也不应走入相反的一面变成秘密主义,即取消一切可能公开的工作,将灰色的团体变为赤色,将公开的变为秘密,这里也正说明着党内工作方法与群众工作方法,无论如何要分开。不然将党内工作方法与口号假如用在群众组织中的话,那不是使群众团体塌台,就是使他变成少数先进分子的狭小的比党还更左的组织。

同志们应特别注意,对于某些已取得公开地位的同志,当地党都应该给他以经常的监督与帮助。另一方面应该绝对避免给他以不可能执行的过高的任务,这种任务的提出或执行,会立刻使敌人发现他的真相而使他塌台,使他牺牲。当地党应该帮助他维持已得的公开地位,给他解决敷衍上级的困难,而同时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掩护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当地党千万不要因为那里的领导者是自己的同志而为所欲为,好像这里已是革命胜利的地方一样。如果这样做,必然立刻要遭受失败,这类教训已经是很多的,应该清楚了解我们同志取得的公开地位是在敌人统治之下秘密取得的,是在表面维持敌人的统治上取得的,也是在敌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的真象之下取得的,而不是推翻敌人的政权统治而取得的,也不是因为敌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而取得的。如果知道今天还没有到以暴动手段起来推翻当地的统治者的政权的时候,那他们只能满足于在这一统治之下所能起的作用达到最高限度,而不要希望得到过高地超过这一限度的东西。

为了使这样的同志能够秘密维护已经取得的公开地位,当地党不应使一般的同志知道他是同志,以防止泄漏秘密前功尽弃。而只许由最负责的一个同志与他秘密接头联系。这类同志一般的不参加支部生活,在群众看来,他的一切活动宣传是公开的、合法的。

只有这样看清党内工作方法与群众工作方法的根本不同,才能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界限划分清楚,不能混淆,而且能使他们正确地联系起来。不然,名义上虽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而实际上却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混淆,把应该秘密的拿去公开,应该公开的拿来秘密,结果使秘密组织与公开组织都塌台破坏,使党的工作受到极大损失。


⑻秘密工作与公开斗争

前边我们讲过在敌人占领区域的工作主要是采用秘密工作方法去进行,但这意思并不是让同志们放弃公开工作,放弃公开斗争。而实际上我们所要求的是希望敌区的抗日战士们抓紧一切可能争取到的机会去争取公开地位,去组织并发动公开斗争,领导公开斗争。

革命的秘密工作者们应了解公开斗争的重要,很巧妙的、英勇的、艰苦的去争取进行这一可能的公开工作。

在某些地方敌人为了收买人心,对于某些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容许人民去选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动员爱国群众推出较好的分子来当选。这叫合法斗争,我们不去参加这一斗争,人家也是要选出人来的。不过在这里须将敌人的欺骗给群众解释清楚,不要上敌人的当,以为敌人是慈善的,民主的。

还有一些封建团体(敌人扶植的)、汉奸团体,允许人民自由参加的,对这些团体我抗日组织应有计划地派人进去,在里边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机,巧妙地散布我们的影响,争取里边的群众,并且在可能的条件之下提出一些小的要求鼓动他们斗争,借以揭破敌人的欺骗、罪恶、残酷与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以及锻炼他们的革命意识,发挥他们的力量。

(二)具体方法
⑴衣服

衣服对于秘密工作人员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如同戏台上的演员一样,你装一个大官必须戴官帽子,扮一个乞丐应该拉着打狗棍,只有这样才像是真的。演员装扮的不像只不过惹起观众的一阵批评而已,而我们的秘密工作员如装扮不像,那可会惹出丢脑袋的大祸。因之,所谓“化装”问题我们非注意不可。

所谓“化装”,就是你的工作场所周围的人们穿戴什么的最多,那你也就装扮成一个什么样子以适应环境。具体些说,假如你是一个大学生被派赴矿区作工人工作,那你一定要把学生装脱掉换上矿工们常穿的衣服,若被派赴农村,那你就得换上一般农民们常穿的衣服。

化装对于秘密工作者的掩护作用,可是太大了,这里我举出两个真实的例子。

在1931年我化装成一个矿工到门头沟煤矿上去巡视工作,回来时在火车上遇见对面坐着一个我很熟悉的同乡,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到矿上参观回来。本来我们是常见面的,可是他并没有注意认出是我来。

还有一次也是在1931年,我在北平的马路上以拉洋车为职业掩护我作洋车夫工作,这时,我化装得并不见得好,因为当时在下边找不到房子,还住在公寓里,所以每天出去拉车总是在到车场去拉车之前,先在大街小巷的拐弯抹角处临时匆匆地化了装,就是这样简单的化装,都能起很大作用。竟有几次在路上对面遇到我们的同志,几乎是每天都要见面的同志(如余志远同志),而他总是没有看见我,就各自走过去了。等过后我问他,他总说这是不会有的事。

这两件事足够说明了“化装”,对于我们作秘密工作的是何等的重要。


⑵居住

讲居住,实际就是住房子和室内的一切布置问题。这一问题在农村里麻烦少些,较易解决(因为这些地方敌人的力量小些)。在城市里可就要麻烦多了,因为一个秘密工作者在旅馆是不能常住的,住公寓也不大好,比较好一点的还是住民房。可是你住民房,房东首先向你要家眷要铺保,有时男女同志假装夫妻在一起住,家眷问题还可以解决,唯有铺保难找(因为一被捕还连带着保人。但有时我们自己也可开个小铺当保人)。不过自己若应付得好,有了家眷没有铺保有时也可以马虎得过去(现在有些敌区怕不能马虎)。

至于室内的布置,在原则上应该是依据自己的假职业身份来决定,你是干什么的,室内布置就应该是像干那种职业的人所住的房子。要详细点说,可以分消极的与积极的两方面:

A.消极方面──应经常检查自己的室内,所有一切可以作为“犯罪”证据的书报、文件、信札、字条以及其他与自己(向公安局)所报职业不相符合的衣服用具等物统统不许放置,这样可以免除邻居及侦探们的怀疑。

B.积极方面──除了消极的防御以外,还应该积极地加以布置,如你向公安局报的职业是一个下层劳动者,那么你在室内还可以供一个神像(或佛像),摆上香炉,使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迷信者,靠天或神活命的人。你要是向公安局报的职业是个大学生,那么你的房子里除布置些漂亮的服装及奢侈品外,最好还要在墙上挂些风景画和美女照片,桌上摆些新恋爱小说以及《红楼梦》之类的旧书,如能在枕头底下放几本《性史》、《风流女郎》之类的小册子那就更好,这一切布置让人一看就想到这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个不管国家大事的流氓学生。日本强盗是不注意这种人的。

此外,最好还能有一位着时装的女学生(同志)时不时地来你的住处,以麻痹邻居和敌人。


⑶行动

所谓“行动”,就是由自己所住的房子出去工作。在此时应分四点来注意:

A.出门之前──在出门之前应先将自己的全身检查一遍,身上不准带有可作为“犯罪”证据的任何字条或其他可令人怀疑的东西,如有非带不可的东西,亦应预先整理一下在身上藏好,并揣带火柴准备于必要时将东西烧毁。

此外,还应准备好在路上如有人问(如警察等)时所必要回答的话,以免临时慌张失措,哑口无言。最后,还要将暗号(具体物质)放在经常来与你接头的同志共同约定位置。

B.走路时──在走路时要注意侦探跟踪,但技术上应绝对地注意,万勿露出慌张沉不住气的样子;不然是等于向敌人告密。注意的方法应该是借吐痰、绑腿、提鞋跟的一刹那间头向后面及左右方一看,便知有无人跟踪。(前面当然也应注意),然后应立即继续照样(不加快,不减慢)往前进。假如这时已经看见了有人在跟随着自己,但在表面上也不允许你表现出一点不自然来,更不能惊慌。因为在态度上你表现了不自然,那暗探们就会怀疑你而将你一直跟踪下去,乃至把你逮捕起来,甚或由你一人做线索而破坏了整个组织。

C.回家时──由外面工作完毕回家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应特别细心注意:看是否有人跟随着自己,同时回到家门口附近时更得加意细心审查,看情形是否有变化,看门外的暗号是否动了,自己的居处是否已有人注意或被人搜查过,这些都是很要紧的。假如发现有什么可疑或变化,即不应该再冒险走进家去,而应立即离开那里,再继续侦察详情,决定如何对付。

回家时不应走直路,应多转几个小巷子,以防敌人跟随。

D.按时回家──秘密工作员每次出外工作,自己去的地方虽不一定告诉在家的同志(假如两个同志住在一起),但什么时候回来却应告知他。并且出外工作的同志还应严格地遵守时间,除有特别情形外都应按时回来。如若到时间不回来,那时在家的同志就当出外的同志是发生了问题,就当他是被敌人捕去了。如有这种情况,在家的同志就应立即把家里的一切文件等物(假如有的话)统统整理带走,藏好,或烧毁,在家的同志应毫不犹豫地迅速地把房外或门窗放置的“警号”破坏、逃走。


⑷职业

白区的每一个秘密工作员必须有公开的适当的职业作掩护,这是绝对的,首先要注意解决的问题。因为一个没有职业的游民成天价跑来跑去,会引起外人的注意和怀疑。实际上在今天的白区,一个没职业的游民又是那样地忙碌,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余地。

在工作上我们常提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的口号(当然他们中间还有联系),这一口号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的同志脱离开公开的职业,或根本不要什么职业。我们所要求于同志们的,是一个专搞秘密工作的人应脱离开各机关和公开团体等惹人注目的职业(有时负有特殊任务的同志还要努力争取打入这些组织,争取这种职业),去找一个最普通最平凡不惹人注意的公开职业作掩护,而秘密地去进行自己的工作。

可是一般的同志们不但不应反对或放弃公开机关团体里的职业,相反的,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去争取他们那不负重要责任的名义上的职业,借以掩护自己。这样使我们的工作好能更顺利地开展(对敌人机关里重要的职位,同志们也应该尽力去争取)。

“职业”对于秘密工作虽是很重要的,可是秘密工作员的态度行动以及生活习惯,这一切都必须符合于自己的职业,同样也是很要紧的。


⑸开辟工作

在我们的工作中,开辟工作算是最难的,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用心研究,现在我只能提供一点经验。

A.开辟工作的办法

一、派人打进“集体”的群众中去,和他们共同生活。二、通过群众的家属亲戚朋友,去接近你所要接近的群众。三、通过封建团体或先建立封建团体,再渐渐向着进步的革命的方面转变其性质。四、在群众集中的场所(如工厂)附近摆小摊,借以接近所打算要接近的群众。

B.开辟工作时应注意的几点

一、对群众的态度要亲切而和蔼,在谈话中要表示对群众的生活关心和同情。二、接近群众时首先要注意了解他们的全面生活,主要是其痛苦的所在之处。三、开始不要露骨地表示自己的意见与感情,尤其不要说利害话(如对国民党的愤慨话),以免引起群众害怕。四、先从群众最切身的日常生活谈起,并且说话时要东拉西扯,不要直出直入,一说就是文刍刍的一大套。五、注意群众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礼节。六、在谈日常的琐事中,要注意与政治上的联系(不要因注意联系而犯急性病,要渐渐启发他们的政治意识)。

C.工作开辟起来后的领导方式

一、尽量利用灰色名义使团体能够公开存在(不要名义也行)

二、如被迫进入秘密状态,则领导者要多用个别接头,少用会议的方式去领导。三、领导者要注意教育群众(也要向群众学习对工作有用的东西),蓄积并发展革命力量,不要轻易发动不成熟的群众斗争(但不是取消斗争),致损害革命力量。四、不要将对群众的要求提得过高,使他们不能执行,致减低他们的情绪。五、多用启发式的说服式的方法去领导,不要用命令式的工作方法去领导群众,致引起他们不满意而离开团体。六、要注意解决群众的困难,并帮助他们干好已决定的工作。七、下层秘密工作与上层公开工作的配合(如工人与职员间)。八、工作放在下层,但同时不放松大力争取群众领袖的工作。九、领导者要多倾听与采纳群众的意见,以保证领导的正确(同时应防止尾巴主义)。同时要注意建立与巩固领导者在群众中的威信。十、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要用珊瑚式的而非蛛网式的。


⑹与人来往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绝不会孤立地不和任何人发生关系,一个革命者生活在群众中间,作组织群众反抗剥削者压迫者的工作,与人来往更是必须的极平常的事情。不过与人来往应该经常地注意下列各点:

A.对团体内的人

一、自己不应知道的事情不要向别的同志去询问,别的同志不应知道的事情你也不要告诉他。对于一个同志只许把他在执行工作中所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告诉他,这是一个原则。有的人以为对同志保守秘密便是对同志不信任或是污辱同志,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二、对团体内的人应经常注意考察其思想意识是否有向坏的倾向方面转变,避免自己一味地对同志忠实、相信而结果上了他的当。这不是让革命者们去怀疑同志,而是告诉秘密工作员们与人来往应谨慎小心,这是“就怕万一”。

三、无论在路上或会场中以及其他任何环境中,只要是没有必要,没有十分紧急的事情,同志们碰到面不许互相打招呼、说话,甚至不允许表现出彼此认识的样子,尤其是在对着外人、生人的时候,更是绝对的不准许。

四、秘密工作员在自己住所的附近或门窗上应按设警号,这一“警号”的作用是告诉到你那里去和你接头的同志,你是否在家,及你的住处现在是安全或危险,去找你的同志先见到警号就知道是否应该走进你的门口或是应该立即逃走。

秘密工作员们接头当然有严格的规定时间,每个秘密工作员必须绝对地严格遵守自己规定的或与别人共同规定的时间,否则即认为出了问题。

五、互不相识的同志在家外接头也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就应先规定好“口号”、“标记”或“符号”,到两人相遇看准标记后,即可按事先规定的口号讲话,对方如答对了,那么由此就算接上了头。

B.对团体外的人

一、团体中的负责人不宜多和外人接触,在原则上应尽量避免和外人来往,这样可不致让外人知道自己负有特殊任务,同时也不致浪费时间,而能集中全力去注意于自己的领导工作。

二、普通的秘密工作员是必须要接近群众的,所以他们的工作技术也就得特别讲究。

一个秘密工作者平常对群众不应表现出自己特别忙碌,也不要表现出超人一等的样子,拿着教育者的态度如同教育学生一样去对群众讲话,这都容易暴露自己的秘密。我们的同志接近群众,在表面上最好要表现成一个极平庸的人才好。

三、但在广大的群众中已取得群众信任和拥护的群众领袖那就不同了,一个革命者他在广大的群众中既然争取到了领袖的地位,那他就应该表现出他的坚毅、勇敢、认识高超,与群众不同的特点来。这并不是要他脱离群众,而是要他在群众所要求于他的方面尽量地表现出来,但在技术上必须绝对地严格注意适度。

四、秘密工作者应沉着,不应对生人轻易表露自己的感情或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点也是很要紧的。有一次我到河北省正定县府城驿村,去找一个县委负责同志。在我去之前,别的同志告诉我说那被找的同志姓白,是个看病的医生。待我到了那里,才知道这个村里有两个看病的医生,而且都姓白,一个是织布的,一个是区公所的职员。我要找的本来是前者,现在却被人指引到区公所那个姓白的医生面前来了。在此种情况之下,我很从容地和他东拉西扯,谈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是我找错人了。但我内心的感情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就这样脱了险,没有遭到逮捕。

五、一个革命者有他特殊的外貌,这一外貌在白区里应特别注意尽量不要让它外露,不然很容易被人看破,乃至被捕。

这一外貌,表现在生活上不讲究,穿衣不讲究漂亮整齐,态度上是无拘无束,说话直来直去,没有客气的成分。这些固然是我们的优点,但在秘密工作上来说,这同时则又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缺点哩。

1932年初秋,河北省灵寿县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因为群众的要求太迫切,所以未经上级批准,县委就领导群众干了起来。我们尚没懂军事的人可以派去领导;不得已,那时我便决定自己到那里去领导这一暴动。可是正在路上走着,便碰到了一个普通农民,他竟看破了我是到那里去的,万幸,他是同情这一斗争的人,我算没被他告密。但是这一件事却严重地教训了我,“一个政治活动者的特殊外貌,在白区里是必须非时时注意消灭不可的”。


⑺开会

开会本来是常事,似乎没什么可讲的,不过在白区里开会还是有些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A.在到会场之前

在开会以前,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必须准时到会(绝对的),并且在赴会去的路上应多绕几个弯子,在进会场的门口时,必须先判定确实没有人在注意自己,然后才能进会场的门。

B.在会场上

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们应先把彼此的关系规定好,口供准备好,免得万一被捕了谁和谁也没关系(私人的,亲朋同学等),并且口供也不一致,这样就糟糕了。

会议正式开始之后,不准许记笔记,万一非记不可者,那也要讲技术(如画个什么物品或动物代替),不许公开地记(外人也能看明白的),如用暗记或符号写下来,也得在会议上预备好火柴,准备于必要时烧毁怪记录。

假如正在开会时有人进来了,但并不是自己的人。这时,大家应转变个话题仍继续谈下去,不应静下来大家默默无言,或沉不住气。假如那样,可就真等于向敌人告密了。


⑻公开工作中的秘密工作

在白区,我们所指的公开工作,不是工厂里做工,不是在乡村种地,也不是在商店里学徒(那些是公开职业),而是指在国民党政府里、军队里以及其警察局等机关团体里的工作,在这些公开工作中的秘密工作,技术上更应特别注意。

在所有国民党机关团体里,只要有可能的话,我们应有计划地积极地派人打进去工作(有时在他们的机关团体外边也能争取他们里面的工作人员及群众)。在他们的团体及军队内部建立我们的赤色的或灰色的或是无名的组织,用我们坚强的组织力量去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以及上层领导者。

国民党机关团体部队中的革命组织,应该是“绝对秘密的”,他们的组织形式应该是短小精干的珊瑚式的,在组织成分的“质”上应特别严格地注意,“量”的发展固然也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急求“量”的发展而降低了“质”的条件,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些团体部队中的秘密组织,每个人都不许发生横的联系,这更是绝对必要的。同时,这些部队团体中的秘密组织和它外面党的秘密领导机关发生关系也是很简单很严格的,只许这些团体内秘密组织的负责人和外面党的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所委托的某个同志发生严格的固定关系。

所有这些团体部队中的“革命者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和别人表现的完全一样,绝不许犯幼稚病,随便轻易地暴露自己的真面目,致遭受毫无意义的损失。

开始打入群众组织中工作时,必须跟群众一致行动,万勿显示自己格外能干,哪怕是与自己信仰相违背的事情(如迷信仪式),我们为了来日完成工作任务,也必须跟着群众去做。待日子久了即可有意识有计划地渐渐影响他们,使他们跟着自己走。这时我们便可由尾巴(跟随)变为头脑(领导)。

这并不是说一个党员到群众中去,应该被群众同化而忘掉自己的政治任务。相反地,而是我们刚到群众中去时,必须这样作。暂时不讲今天群众还不了解、不能接受的话,而只讲群众所可能了解所拥护的话,才能逐渐完成我们所负荷的任务。

能抓住群众心坎中所希望的迫切要求,适时地提出口号领导斗争。这样,群众不但不会把我们当成捣乱分子,相反地,他们会把我们当成他们自己的领袖而拥护。这样,我们领导斗争也是以群众的一分子、群众领袖的面貌出现的,而不是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

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当群众尚未脱离敌人的影响而仍反对我们时,请勿着急,不要和群众争辩。因为在实际的斗争过程中,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会了解敌人是反对他们本身的利益,而共产党是代表他们本身的利益的,到那时他们自然会跟着我们走。

共产党员领导斗争不一定自己站在领袖的地位,只要我们所提的主张与口号为大多数群众所积极拥护,那么我们可让他们中间最积极的分子做领袖出来领导斗争。这样,一面是培养提拔新干部,另一面是保存我们的干部,保存党的力量不致受到敌人的打击。

在群众中应尽量培养提高优秀分子的地位与威信,并注意利用敌人的话以及其他一切机会来攻击敌人。

“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是党内的秘密,不要到外面去乱讲。我们要作到群众团体事实上在我们领导之下,而外面的人们甚至连他们团体中的群众都不知道是在我们领导之下。许多问题,在我们党内要说的,要讨论的,或已经决定了的,在群众团体里我们只要做而不要讲,不要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人家,使人家事先戒备起来,致使我们的计划不能完满地实现,这是最愚蠢的事。

党必须吸收工人农民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但他们入党后,一定仍要保持他们的公开活动与群众领袖的地位。万勿使他入党后表面上显出红色,那便在群众中间不能立足。党的任务是,在使这些群众领袖尽量扩大他与群众的联系,并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与天才。

在反动的团体中去进行工作,有时我们是设法瓦解它,有时是争取其群众并改换其负责人而使该团体变质。最后,我再着重地说,为了能够公开地活动,共产党员应在各种现存的群众组织或任何反动的团体中去进行工作,去同那里的群众发生联系,拥护他们切身的利益,争取党对他们的领导,使他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到党的领导之下,来为他们的要求而斗争。


⑼由秘密变为公开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敌区所以有秘密工作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力量过大,而我们被压迫的群众自己的力量又不够马上起来公开地和敌人正面作战,所以才相应地产生了秘密工作。用秘密工作的方式去组织群众,蓄积自己的力量,准备于适当的时机,给敌人以打击(与敌正面作战)。

这是很明白的,用秘密的方法去进行工作是不得已,并不是甘心愿意去秘密地工作,而故意放弃公开的方式不用。因此,要求“公开与合法”也是我们斗争争取的条件之一。

要求“部分的自由”,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时期,用合法的方式经过一定的手续是可能争取到的。不过敌人这种让步也是虚伪的假意的,或是迫于无可奈何不得已的让步,这并不能表现他的“宽大为怀”,而实际上却是表现了他的“软弱无能”。

假如想要求更多的东西,即是说我们想争取公开与合法,或根本推翻敌人的统治,那就只有在我们由秘密工作所蓄积的力量(加上公开武装部队的力量)大过于敌人或至少与当地敌人的统治力量相等的时候才有可能。这就是说待我们的力量发展到那种程度时,便是暴动的时候,发动游击战争的时候到了。到那种时候,即很有可能拿我们武装群众的力量根本推翻敌人的统治,建立了我们人民的政权。那时候也就是“由秘密变成了公开”,我们应尽量“缩短这一转变的过程”。


⑽严密组织与惩办叛徒

革命的组织应该是十分严密的、纯洁的,不容许有一个坏的分子打进团体里边来,具体执行的办法应该注意下列几点:

A.组织形式应绝对的短小精悍,采用珊瑚式的组织形式,绝对禁止发生横的关系。

B.应经常注意考察每一个同志思想意识观念的倾向和变化,并经常纠正其错误及不正确的倾向。

C.发扬自我批评及思想斗争的精神,借以教育同志。

D.发展一个同志,一定要考察其确实是来历清楚,政治上纯洁,并具有革命意识和为革命牺牲的决心。

E.要有严格的组织生活,使每个同志都能日益进步,都能自动地自觉地遵守纪律,保守组织的秘密。

F.对违犯纪律的同志,应予以说服教育、批评、警告,不应拿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加以说服教育而只会给以无情地打击,或是开除,这是要不得的,不允许的。

G.对于自动自觉的叛徒,我们不应有丝毫的宽容,争取无效时,唯一的方法就是枪毙他。

枪毙叛徒完全是为了爱护革命的组织。


⑾通信联络

在敌人统治区域里,革命团体的领导机关,常常是领导着很远地方工作的同志们,所以怎样去领导的“方式”问题,也应该在这里谈一下(别的方式暂不提)。

A.交通来往

派交通人员直接传递指示信、报告以及各种文件,交通员负全责维持上下的关系。交通员必须是党性强、机警能干。他们在技术上必须注意:态度要沉着冷静,要少说话,身上要经常带着火柴,准备随时烧毁文件。平时交通人员来往传递东西,最好是两个人做,一个人走在前面,身上干干净净的什么东西也不许带,另一个带着文件在后面走,但必须和前面的人隔开相当的距离(只要眼能看到就行),假如前面的同志碰见了敌人,他就立刻报一警号(用声音或用手势),警告后面带东西的同志赶快逃开或把文件销毁。

B.写信

写信要用秘密的方法,用药水或其他代用品,在纸的背面或字行的空白中间将密信写好(白纸上显不出来),然后再正面用墨笔写上亲戚朋友或商家来往应酬的信,这样借以遮蔽侦探们的眼目,使敌人没法发现我们的秘密。

密写的方法很多,具体的技术,如用什么药水,这里不宜举例。


⑿准备口供

每一个秘密工作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所以每一个秘密工作的同志,应经常准备好口供,准备万一不幸被捕时好有话欺骗敌人,不致临时惊慌失措,被敌人问得哑口无言,那就糟糕了。关于准备口供有下边的几点应该注意:

A.平时所准备的口供应和自己向警察局所报的职业相符合,假如违犯了这一原则,那么你所准备的口供就等于无用。

B.出门找一个人或做一件事,都必须临时准备当时的口供,防备万一遇到侦探或是被捕了好有办法应付。

C.准备口供时应特别细心周到,拐弯抹角处更要谨慎。并且在将口供准备好时,还应站在法庭的立场上,充做法官,在心里讯问自己一遍,看是否还有遗漏和破绽。

1932年我被捕,就是因为临时我编造的假口供,欺骗了敌人,使敌人没有问出什么,虽然坐了五年的监狱,但始终没有暴露我的政治身份。这是实际的经验,望秘密工作者们都要注意及此。


⒀储钱备急

最好身上经常带着些钱,生活最困难时也不要把它用掉,准备万一被侦探或警察逮捕时,可立即用这钱收买他们(当然也要看具体情形),或是被侦探跟上了,到万分紧急时,自己拿这钱作路费逃跑。


⒁审判

白区的秘密工作者被捕是常有的事,被捕以后的审判过程那更是难免的,在这里我就讲一点关于审问时应注意的事项:

A.假如你要是没有被抓住证据而且又不是有名的重要人物,那你在被审问时最好装得呆头呆脑一点,所谓“土包子”“老憨”,就是要装成傻里傻气的样子,让法官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平平庸庸的常人”,没有什么能力,造不了反。这样,法官就会放松对你的注意,从而减轻了将要加给你的罪行。但绝对不准只图减轻自己的罪行而破坏党的影响;假如这样,那他就等于叛变。同时也不准只图自己脱难而不顾及同案者。

B.若是你被敌人抓住了证据,或是你被叛徒出卖了,又是革命组织中有影响的重要人物,那你就是装傻也不行的,所以像这样的人,你就应该把敌人的法庭当做宣讲台,抓住时机,把自己的(党的)主张毫不掩盖地慷慨激昂地统统说出来,借以把党的政治主张宣传给听众,这样,也许还有可能感动某些稍有正义感的记者。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既已暴露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你不讲就是放弃了宣传的机会。

C.敌人的法律是死的、又是活的,“革命者们”勿拘泥于敌人的法律条文,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去灵活地应付。这是实实在在的。以前在我被国民党法庭审问时,我曾辩论得很好,“犯罪”的口供没有,“证据”也辩论得不能成立了,在退庭时《大公报》和《庸报》参加旁听的新闻记者们都说我辩论得很好,一定可以宣告无罪。可是在最后宣判时审判长却硬说我不肯说实话,结果判了我五年的有期徒刑。

为什么呢?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在法庭上辩论得太厉害了,所表现出来的,使敌人确认我不但是共产党人,而且是共产党的骨干。


⒂监狱中的秘密工作

“革命者们”坐监狱是家常便饭,不过在监狱里仍然要有斗争的生活,也就是在监狱中我们仍然要发挥聪明才智,巧妙地对敌人进行“反抗”。

在监狱里是单人囚室,人家不准政治犯们互相见面或通信,可是狱里的“同志们”又要过组织生活,要开会讨论学习,讨论斗争以及国家的政治问题。所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逼着我们想出了新的巧妙地交换意见的方法,这便是借用永不放气的暖气管子“打电报”“打电话”。只要声音能传达到听得见的地方,都可以用“打电话”、“打电报”的方法开会讨论问题。这一方法我已经用过几年很灵便,不过在这里不必详加具体说明,只能告诉你,我们是将40个注音字母分别排成八行,每行五个字母如此运用而已。如有非记不可的事情,即采用我创作的“简单的速记符号”。(也可以叫拼音新文字)这些新文字,敌人是看不懂的。

在监狱里的斗争方法有软硬两种:

A.软的方法

软的方法是在提出一个要求之后尚未争取到以前,所有政治犯轮流着找监狱当局,今天找,明天找,这样磨下去一直达到要求的目的为止。

B.硬的方法

硬的方法是狱中全体政治犯一齐绝食,但最好取得普通犯的响应,并取得看守以及狱外社会人士和舆论界的援助。只要准备工作做得好,做得周到,并且同志们能坚持较长时日,这样去争取改善囚犯生活的最后胜利是有可能的。不过在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千万不要滥用这一方式,拿着“绝食”当儿戏,这样是有害而无益的。


二、在白区领导群众斗争的原则

(一)在群众中领导群众斗争

对于群众斗争我们应有计划地直接去领导,也就是在群众中去领导群众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对斗争领导的正确与争取到斗争的胜利。为了作到这一点,党必须有计划地派人到各种群众团体中去工作,或用别的方式间接地在他们团体内将革命的核心组织建立起来。由这一组织在群众中将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担负起来。

在原则上,从外面调集力量去取得对每一自发斗争的领导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我们是应该放弃的,但如果这个自发的斗争正发生在那个我所要建立工作基础的地方,那我当然即应利用机会去活动,以便在这次斗争中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

从外面临时调动力量去领导自发斗争的方法是很危险的:第一,派去的人对内部情况不了解,他很难正确地领导斗争。第二,派去的人是外来的,他很容易被侦探走狗所发现,致使他们被捕牺牲并连带其他许多党的组织的破坏。第三,使党的工作天天忙于应付,疲于奔命而缺乏一定的方针,失去工作的中心。但我们同志绝不应以此为理由而逃避斗争,放弃对某些群众斗争的必要的领导,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应尽可能地去争取到对他们的领导。这样,才不致使缺乏组织又无领导的群众遭受残酷的失败,同时还可能得到圆满的或是部分的胜利。

假如群众自发的斗争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即虽然那里有我们的核心组织,但斗争却超过了我们的领导而自动爆发了,在此时党的同志一定要参加这一斗争,尽可能地推动斗争走向胜利的方向,如果当时情形证明无胜利的把握时,党的同志一面应建议领导者将斗争来一适当的转变,同时又要避免暴露自己,避免受到敌人的打击而使已有的组织坍台。

(二)阶级性服从民族性

在今天整个民族危急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将一切力量集中在对外抗战上。我们反对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挑拨离间破坏群众内部团结的行为,同时我们也不赞成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使群众内部发生不必要的磨擦,这些对于我们都是有害的。如晋察冀边区的赞皇县,地主嫌负担太重而将粮食财物都送往石家庄去依靠敌人保护。冀南的南宫县一带的地主自组武装和我抗日军队对抗。晋察冀边区北部的喇嘛地主,起初因减租30%而和我军采取敌对行为。还有晋察冀边区的某些地方农救会在最初提出减租50%的口号而酿成纠纷。不过以上这些地区在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很快就纠正了。这对于我们今后的民运工作者,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严重教训。这告诉我们要在抗日第一的口号之下,去求得民众生活的改善。而不应该把阶级斗争强调到超出民族抗战的这一任务之上。也就是应该懂得次要矛盾服从于主要矛盾。

(三)发动斗争的准备工作

发动群众的斗争必须事前有周密的准备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斗争走向胜利。假如群众的领导者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哪会儿想起来哪会儿便号召群众去干,这种不顾及斗争的主客观条件的具备与否的盲动,一定会引导群众走向失败的道路。

斗争的准备工作,首先应进行政治上广泛的动员工作,借以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争决心,加强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作用,以准备同敌人进行最有效的斗争,来解放自己,最后解放社会。因此,凡是能帮助达到这个基本目的的工作,共产党员都是应该而且必要去作的。不过我在这里更具体地指出下列几点:


⑴团结自身。

群众自身的团结是发动斗争的先决条件,也是争取斗争胜利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所以在斗争发动之前,一定要把全体参加斗争的群众团结得很好,尤其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最好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⑵配备力量。

将群众统统组织好以后,如同军队与敌人作战一样,就该根据客观的具体情况,很切实地巧妙地配备自己的力量,向着敌人最弱的一点进攻,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小的力量获得更多或最多的胜利。


⑶争取外援。

可能争取的力量统统争取过来,可能帮助敌人的那一部分力量,至少我们也要争取他们勿助敌而守中立。这一工作不只在斗争发动之前应准备,而且在斗争的进程中同样应努力去进行,不过应提起同志们注意,我们争取斗争的胜利主要是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外援。


⑷提出口号。

在斗争发动前不要提过高的口号,同时不要提条件太多,以防吓跑部分群众,最好只提最迫切的几条,而且估计是可能得到的、各派多数群众的共同要求。这样才能很好地将广大的群众动员起来,使他们为实现这一口号而一齐向敌人斗争。


⑸用说服的方法,使群众了解斗争纲领的正确。

在组织群众斗争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说明,使群众了解为什么要斗争,斗争要争取哪些条件。在发动斗争的时候,总要使群众能够了解斗争所要求条件对于他们本身是十分必要的(至少要使将要参加斗争的群众中的大部分了解这一点)。因之而能够自觉地自动地来参加斗争。用说服的方法使群众了解斗争纲领的正确,这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这里同时也就说明我们反对在发动斗争时不事先给群众解释清楚,而强迫群众来参加他自己所不了解的斗争,或和牵牛一般的硬把群众拉来凑凑热闹。这些现象都是很不好的,我们应该注意尽量避免采用这种虽省力而易遭失败的办法去领导斗争。

(四)发动斗争时机的选择(有理有利)

当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主观力量及一切技术上的事情都已准备好,这时所剩下的唯一的问题就是选择斗争发动的时机了。领导者不要顾及一切感情的刺激,要很沉着地,镇定地,不为任何人所动摇地审慎地去选择发动的时机。我们选择的时机,是对敌人最不利而对我们则是最有利的,错过这一时机,或早或迟的发动斗争对于革命都是不利的。

过早发动斗争是脱离群众的先锋盲动主义,过迟发动斗争是被群众丢掉的吃群众后边尘土的尾巴主义,他们两者对于革命都是有害的。

我们应时刻努力于斗争条件的准备,不应等待斗争条件的到来。

(五)在斗争的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斗争发动以前有好多事情要准备,在斗争发动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作,这一点我们也丝毫不能放松,在这紧张的严重的斗争过程中我们只要疏忽一点便有招致失败的可能。因此,这里要求我们斗争的领导者要注意下列各事:


⑴建立斗争的领导机关

当斗争发动起来时(如能在发动前建立起来更好)领导斗争机关的建立(如罢工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在建立这一机关时不要只企图清一色,包办,而必要将各派领袖都选入领导机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将最大多数群众都团结在斗争领导机关的周围而使斗争取得胜利。但是并不应因此便不注意领导机关的成分以及主要负责人的政治立场,致使领导机关形成一个松懈无力的集团而葬送了群众的斗争。


⑵提高群众斗争的警觉性

在斗争的过程中要提高群众的警觉性,严防工贼暗探及一切内奸,并防备敌人对群众斗争的镇压、收买、分化,致使群众动摇,使斗争失败。

同时,与厂方谈判要求条件,在严重的情况之下群众领袖最好不出头,以防敌人将领袖逮捕起来,使斗争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而致使斗争失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要厂方代表来与多数或全体斗争群众直接谈判。


⑶提高斗争情绪,巩固内部团结

斗争发动后,群众本是已组织了起来,不过这种组织在斗争发展的过程中更要严密更要健全,必须保持群众高度地斗争情绪以及内部坚强地巩固和团结,假如群众情绪稍现低落或内部稍现不和,那么斗争的胜利就成问题了。


⑷认定目标

在斗争的过程中,敌人是用各种方法在企图转换我们斗争的目标,我们若稍一不慎就会上敌人的当而使次要敌人变成主要敌人,次要条件变成主要条件,甚至将我们自己的朋友变成自己的敌人,这是最危险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坚定地、正确地认清目标。不为感情所动,不上敌人的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不致走入歧途而使斗争走向胜利!


⑸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

对于敌人内部的每一个冲突与矛盾,我们必须善于巧妙地利用,以达到革命斗争的目的。同时对于敌人内部的冲突与矛盾,我们应尽力使之扩大化、尖锐化,推动这一派这一集团去反对另一派另一集团,以削弱敌人对付革命的总的力量,而使我们的斗争加速度地更顺利地走向胜利。


⑹勿轻敌与畏敌

在无情的斗争中不要夸大或缩小、也不要忘记敌人内部的矛盾,要正确地估计我们自己基本的与后备的力量(保证这种力量每天都在增加着),同时又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总的力量(我们要使这种力量每天都在削弱着),只有这样知已知彼,才能战胜敌人。轻敌与畏敌都会招致斗争的失败。


⑺部分口号与基本口号的联系

在领导群众斗争中要注意部分口号与基本口号的联系(有时是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的联系)是很重要的,不过这种联系是要在一定的斗争发展过程中把部分的口号渐渐提高到基本的口号,不是一开始就将部分的口号与基本的口号联系起来(即同时提出来)。这种联系是错误的,因为群众的斗争情绪与觉悟程度还没达到那一步,他们还未感到有那种要求。你如提出过高的不适时的口号,那一定会把群众吓退而使斗争开始时便遭受失败。

即使在较小的范围里,群众觉悟的程度虽然已经很高(如过去保定二师被称为小苏区以及某些红色农村),但是周围的环境对我们仍然是很不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提出过高的口号来领导群众斗争。这样暴露了我们组织的秘密会遭受敌人的袭击或围剿,结果是只有失败而不会胜利的。


⑻集中力量消灭当前最主要的敌人

集中力量消灭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我们领导群众斗争的一个基本原则。别的派别领导群众斗争时,我们不要站在旁边说风凉话,如说斗争不彻底啊,领导者欺骗群众啊,甚至号召斗争的群众驱逐他们的领导者,结果使群众反说我们破坏斗争,说我们唱高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是应该实际参加到斗争中去,真正代表斗争群众的利益,帮助斗争的群众取得胜利。在斗争中如看到其他派别的分子也是真正为了群众当前的利益而斗争的,那么我们即应该亲密地与之合作,如果他们是欺骗群众的,那么在斗争中,我们在群众面前即应揭破他们的欺骗,用群众的力量把他们赶跑,只有这样作才真正能够发展斗争,取得群众对我们的信任。


⑼策略

A.反对先锋主义和尾巴主义;B.争取广大群众孤立顽固分子;C.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联系;D.斗争开始后带领群众积极进攻。


⑽对敌方的宣传鼓动工作

在斗争中这也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要尽力使用这种武器去争取敌方的下层群众或中级职员同情我们,到我们这边来,至少是希望他们守中立不要和敌人站在一起来对付我们。可能时,还要对这些人进行组织工作,这样就是削弱了敌人而增加了我们斗争的力量。不过,同志们要注意,在战略原则上不要认错目标,对敌方的上层分子不要只存幻想,而妄费自己的力量。但对敌方的上层分子,只要有可能,也要尽力争取。


⑾对社会的宣传工作

对社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一面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一面在社会舆论上造成对我们有利的空气。同时还可能争取社会上某些人给我们以精神的物质的以及其他各种实际力量的援助,这就是争取外援增强我们战斗力量的方方面面。


⑿下层群众统一战线

拿最大多数群众共同的最迫切的要求口号,去动员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信仰的最大多数的下层群众,使这些群众为达到共同的目标,实现共同的迫切要求,脱离欺骗他们的上层领袖来形成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这是打击敌人最有力的一个手段,我们应该很好地抓紧,巧妙地来运用它。


⒀斗争的转变

如果在斗争发动之后形势的发展不利于我们时,那我们即应根据当时实际情形,斟酌减低群众原来提出的要求以取得部分的胜利。如果就是这部分的胜利也是不可能时,那我们即应实行暂时的退却,转变斗争,或结束斗争以保存实力。坚持没有胜利可能的斗争,结果一定会遭受失败(如保定二师的斗争,坚持一个多月,将狗和树叶都吃光了,仍不转变斗争,最后遭到失败。)。

同时我们应该知道斗争的性质有防御、反攻,以至进攻。我们必须注意在环境以及其他某些情况改变时,必须迅速改变原来的斗争方式与方法(即所谓“斗争中的转变”)。在新的情况下切勿仍用已不适用的旧方法与旧方式,而环境与主客观条件变得与我有利时,就一定要依照斗争的发展程度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这是困难的任务,然而这一任务我们必须解决。


⒁领导群众从斗争中来学习进步,学习革命。

开训练班,组织宣传队,演剧演电影都是很好的宣传教育群众的方式,我们应该积极去采用。但除这些方式以外,还有更好的教育群众的方法,这就是领导群众从实际斗争中来学习,他们能够从实际斗争中来学到在任何地方和用任何方法所学不到的宝贵东西。如晋察冀边区的妇女便是一个明证。在抗战以前她们落后到不出大门一步,而到抗战以后的今天,由于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她们已变成几乎完全成了两种人的样子。现在扛枪杆有她们,奔走呼号组织群众有她们,参加各种生产有她们……现在整个妇救会脱离生产的干部40%已完全是以前所谓不出大门一步的家庭妇女,她们现在登上台居然也已经能够向着广大的群众讲十几分钟的话了。

领导群众从实际斗争中来学习革命,学习不懂或不会的东西,这是我们民众运动者的中心任务。


⒂在斗争中慎重大量地发展党员

在残酷的紧张的斗争情况之下,哪些人是好的,哪些人是坏的,哪些人是坚决的,哪些人是动摇的,哪些人是真正的革命分子,哪些人是戴假面具的,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被我们看出来。从这广大的斗争群众之中将那些好的、坚决的、真正革命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也只有这样增加我们基本的革命核心力量(战斗的领导力量),才能保证长期艰苦斗争的胜利,才能保证总的斗争任务的完成。

(六)在斗争胜利或失败后怎样干
⑴胜利以后(有利有节)

在斗争胜利以后,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同样也是很重要而又困难的一个任务。如果在斗争胜利之后对我发生了新的不利条件,而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仍盲目地将斗争继续深入与扩大下去,这是很危险的,这容易遭受失败而将已得到的东西复被敌人夺回去。到那时,会使群众的积极分子受到打击,同时使广大群众对党失掉信心,这种干法是很危险的,是胜利后的冒险主义(这时,应进行巩固胜利成果)。

但如果由于斗争的胜利,群众斗争情绪大大提高,敌人更加张皇失措,各方面形势又均非常有利于斗争的继续开展,那我们就应该坚决地大胆地继续组织进攻,取得更多的更大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之下,斗争的发展常常以很快的速度前进。稍一迟缓犹豫即有变成群众尾巴的危险,会造成胜利后的尾巴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恶果。总之,在斗争胜利以后,是胜利地结束斗争或是继续开展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这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领导者丝毫不容许疏忽大意。


⑵失败以后

对于群众斗争,我们当然希望它胜利,同时我们也当然是要用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它的胜利,但是斗争的失败也是难免的事情。不过我们的责任是在于“在斗争失败以前尽力使斗争走向胜利,在斗争失败以后尽力使我们避免损失或少受损失”。

更具体些说,万一斗争失败,我们应集中力量进行下列各项工作:A.利用这种时机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工作;B.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使其万勿自相怨恨;C.告诉他们还有光明的明天,万勿灰心,勿气馁;D.积极蓄积力量,准备明天必然到来的斗争。

(七)斗争的方式

斗争的方式很多,多到什么程度,那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因为在不同的主、客观情况下即有不同的斗争方式,情况千变万化,所以我们的斗争方式也是千变万化的。在这里我们只能提供一些参考:


⑴书面提出要求

向群众斗争的对方用书面提出要求,这要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即周围正在有着汹涌澎湃的群众斗争,或者附近有重大的群众斗争已经得到胜利。这时,厂方已表现出害怕工人也继起斗争,而工人斗争情绪也在很高涨,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可能使用,假如在别种情况下用这种斗争方式恐怕难以发生效力。


⑵派代表或全体请愿

在斗争开始,群众斗争情绪尚未达到很高的程度,同时对斗争的坚定性也还差,对厂方的认识还不够明确的时候,可用这种方式去领导斗争。一般说用这种方式去斗争得到胜利的时候很少,不过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低级的斗争方式来锻炼群众,在这种实际斗争的过程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及积极性。同时,在斗争过程中可能扫清群众对厂方的幻想而提高他们对斗争的认识。


⑶怠工及罢工

群众根据自己的斗争经验,明白了请愿是无效的时候,而这时又不愿放弃斗争甘心忍受下去,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及时地巧妙地提出新的斗争方式,如怠工或罢工,使广大群众在我们的号召之下来踊跃发挥他们的威力,以群众自己伟大的力量来争取斗争的胜利。


⑷群众大会

在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可召开群众大会,在这种大会上将厂方主要负责人或全权代表约到。在会场上要以群众慷慨激昂的情绪及紧张的空气把他压倒,使他当场接受群众的要求,即使他不接受群众要求,也要使群众的斗争情绪推进一步。


⑸游行示威

动员群众组织游行示威的斗争方式,这要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来决定,不能盲目地冒险,冒险是有害的。不过在有可能动员到广大的群众而又不致遭受很大的损失时,我们仍是可以利用这一斗争形式的。但我们应记住,在原则上要尽量避免暴露我们党在斗争中的领导力量(群众领袖)而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⑹武装暴动

武装暴动是敌区群众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一斗争形式是不能轻易拿来用的,在游击根据地的临近以及游击区域附近武装援军容易来到的地方,得到胜利的可能性较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积极地注意组织武装暴动,帮助我们的游击队巩固与扩大游击根据地及游击区域。但是没有胜利把握的武装暴动,拿武装暴动当作儿戏的行动,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⑺消极的隐蔽的斗争方式

上边所讲过的斗争方式都是积极进攻的斗争方式,假如环境不允许的话,那我们还是必须采用消极的隐蔽的斗争方式,如不执行反动政府的法令,逃避敌伪军的差役,逃难,不给敌伪军饭吃,不给他引路,不给敌人工厂做工,尽量少种棉花,不卖给他碎铁……这许多的斗争方式,同样也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究竟采用那一种,对于争取我们斗争的胜利最有效,那我们就毫不犹豫地采用它。

附注:

如何利用某种斗争形式争取斗争的胜利,以及某种斗争形式之下的群众行动应如何去组织以保证斗争的胜利(如大会怎么开,游行示威怎样举行,暴动要具备哪些条件,怎样具体地组织武装暴动……)这些内容在讲授时应详细说清楚。

三、日本投降前后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

值此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一) 
       

1944年,党中央根据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于6月5日发出了“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城市工作的配合,则占领大城市是很困难的。而若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就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警,并准备武装起义,便不能配合我军占领大城市。”“不占领大城市我们便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除反攻日寇外,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也是绝对必要的。不占领大城市,抗战胜利后便不能打垮或压倒国民党的反动。”因而号召“全党做城市工作”。

在这一指示之下,各级党委陆续建立起“城市工作部”,各大、中城市周围或附近的游击区的各级党委都将城市工作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城市工作不断取得了进展。

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是城市工作的重点,而北平城内的工作,全国各级党委都要进行。城内有“关系”的要进行,没“关系”的也要创造条件进行。其中,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在刘仁同志领导下对北平所做的工作最多,中共冀中区党委、冀热辽(冀东)区党委,也做了很多工作。

这里,我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共冀察区党委,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前,对北平市所进行的工作。

在上述所说中央指示下达以后,中共冀察区党委立即建立了城工部,我任城工部长。1944年11月2日,区党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开展城市工作问题。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明确了“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配合我军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是我们当时开展城市工作的最重要的唯一任务。为此,我们明确的方针是:伪军、伪警是城市武装起义不可忽视的必须争取的重要力量,工人、苦力是城市武装起义的主力军。但是更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必须“建立起党的相当多的可靠的堡垒据点,即党的支部,这是我们城市工作的领导骨干力量,形成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局面”。会议还决定了在组织工作上采取如下措施:

一、从区党委到地委、县委、区委都建立城工部,并且确定了各自的工作重点,即:平西地委的工作重点是北平、门头沟、长辛店;平北地委的工作重点是北平、张家口、南口;察南地委的工作重点是张家口、大同;一地委(保定西北满城、易县等)的工作重点是保定、北平。区党委除领导各地委城工部开展工作外,自己直接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北平,其次是保定、天津和张家口。

二、确定各地委要各调三个强有力的干部组成工作组,住到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专门进行各有关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并逐渐将该城市和地区的工作委员会建立起来。

三、确定了抽调干部的原则:即只要有条件适合做城市工作的干部,不论军队的、地方的,可能的条件下,应尽量抽调他们做城市工作。在此原则下,各级党委普遍开展了干部调查、登记、训练、派遣工作。万一、石梅、王凯、白文、刘立乞夫、王继之、常梦龙等同志就是第一批被秘密派进当时日本统治的北平城内的。

四、通过各种关系,争取大批学生、工人进根据地接受训练,然后给予任务,仍派回城市工作。

五、要求于1945年3月底以前完成第一批的派遣任务。并具体分配了一地委、平西地委、平北地委和察南地委各派遣任务的具体人数。

当时一地委城工部长是石金奎,平西地委城工部长是史梦兰,平北地委城工部长是张克宇,察南地委城工部长记得是由地委副书记王知行兼任。

1944年11月15日,中共冀察区党委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各地委和县委的城工部长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从对当时的抗战形势和开展城市工作的思想认识、到具体任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分别布置了各地委、县委对北平及有关城市和要道的工作。会议结束时,我在总结中提到如下两点:

1.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是我党的历史任务。国民党腐败无能达到了极点,没有收复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能力。不过,我们也不应该过分轻视国民党在大城市的力量,而放松在那里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争夺群众。

2.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根本思想。这说明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是统一不可分离的整体,任何只强调一个方面而看轻另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两者缺一,我们都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1945年4月10日,中共冀察区党委召开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各地委、县委的城工部长和靠近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区委城工委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全面检查总结了第一次城工会议以来的工作,主要是北平等几个大、中城市的工作。会议最后强调提出了派遣和发展组织的新任务,并强调了完成这项任务对夺取大城市的重要意义。

1.在派遣方面,要求6月底前派遣总数要达到3月底以前派遣总数的一倍,即×××人。

2.发展党员已成为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决定至6月底发展的目标应为现有党员的三倍,即××××人。加上现有党员,争取达到××××人。并且提出了发展党员的条件、手续,要重质不重量。同时针对当时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也提出了防止关门主义的问题。

3.在组织群众方面,其奋斗目标是,使有组织的和个别联系的抗日群众,争取达到现有抗日群众的三倍,即××××人。加上现有的抗日群众,争取达到××××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北平市委,迅速准备接管北平,当时中央任命的中共北平市委的组成人员是:刘仁同志任书记,周小舟同志任宣传部长,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顾德同志任秘书长。市委的领导成员确定后,紧接着就抽调干部,组织建立市委的工作机构。

在建立市委的同时,中央任命了宋劭文同志为北平市长,许建国为北平市公安局长,郭天民为北平卫戌区司令员。

晋察冀中央局发出了给北平市委抽调干部的通知,各级党委积极动员向市委输送干部。当时,我们市委的几位负责同志分别从阜平、涞源、涞水出发,一路走,一路接收中央局调给市委的干部。我们经过潭柘寺、门头沟,约于8月底左右,先后来到北平西郊的莲花寺、大觉寺、南安河、北安河、温泉一带。以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和冀察区党委城工部为基础,很快建起了北平市委的机关,接着建起了电台,并组建了进城后办报的班子,决定由马健民同志负责报社工作。

开始我和刘仁同志都住在莲花寺,不久,他移住到大觉寺北边山沟里的一个窑洞里,我仍住莲花寺。

到8月底,我们只有市委机关,而市政府、市公安局和卫戌区司令部均尚未建立起来。除警卫部队外,大部军队也尚未调来。

我们一面继续调集干部,一面积极准备入城进行接管工作。约于9月中旬,我们集中了千名左右的干部,市委在温泉中学礼堂召开了北平市委的首次干部会。这是准备进城做接管工作的干部会。在大会上我代表市委做了报告。除了讲述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蒋区、我区的形势外,着重讲述了有关进城接管工作上的一些问题:首先是统一党的组织的问题,即将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冀察区党委城工部和冀中平委会等各自在北平城内的党员,都统一到市委直接领导之下来。当时冀中平委会的书记是李珍,组织部长是刘露西,宣传部长是陈琪。屈绍健管伪警宪的工作。冀东和其它地区在北平城内的党员关系尚未转过来。除讲了统一组织,集中力量,加强领导外,其次,对当时具体工作提出了下面几点方针性的意见,其要点是:

1.广泛宣传我党“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争取各阶层更多的群众靠拢我们,揭发国民党制造内战的阴谋,提高党的战斗力。

2.整顿城内党的组织,加强党员教育,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

3.利用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党,在成份上着重发展工人与苦力,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应该注意到大、中学校普遍面广。

4.党的组织仍是隐蔽的方针,防止为一时的形势好转所迷惑、所麻痹而粗心大意暴露自己。

5.在活动的策略上,各群众组织应尽量争取公开合法,党员掩护在群众之中,切忌站在群众之外,自己限制自己,自己孤立自己。

6.组织绝对秘密的、分散的地下武装以及“暗八路”。对伪武装的争取工作仍需大力进行,在方针上应采取革命的实用主义。

7.经常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界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这一工作在北平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8.加强北平郊区的党、政、群的发展和建设工作,同时,用一切方法在平郊建立在市委直接领导下的公开的地方武装,积极活动,向城市压缩。这一工作开展得越快越好。

遗憾的是当时提出的这些工作方针和任务,由于形势变化太快,未能完全实现。

这时,日本天皇虽然已经宣布投降,但日本军队尚未放下武器。此时我们心里很急,一方面,怕日军不顾一切在城里最后再来一次残暴行动,使市民受害;另一方面,又怕国民党来抢占北平,使北平市民再继续过悲惨的生活。在此情况下,我们市委得到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批准,决定命令日军派代表出城来谈判。谈判之前,市委先开会研究,决定了与日军代表谈判的时间、地点和我方参加谈判的人员,以及向日方提出的要求等。谈判的地点就设在我们的住地莲花寺一进门的那排平房里。正式谈判那天,为了震军威和防意外,我们的军队从莲花寺一直布防到温泉村以东。参加谈判的有甘春雷和韩庄同志,刘仁同志主持。因我主要搞党务工作,为日后万一需要进城而避免暴露身份,所以事先决定我不参加。我住在紧挨着谈判房间南边的那排房子里,两排平房相距很近,谈判的进展情况有人随时向我报告。日军的谈判代表是日本华北驻军司令部的参谋长根本博。谈判中我方提出要日军开出城外,向我缴械。日方以种种借口不接受我方的要求,反提出要我军开进城内去,日军在城内向我缴械。我们防其有阴谋诡计,未同意其请求,故谈判最终破裂,受降问题未达成协议。

事实证明,日方与国民党蒋介石互相勾结,早有秘密协议,不准敌、伪军向共产党八路军缴枪,阴谋拖延时间,等待国民党来接收北平。果然,日蒋的阴谋得逞。蒋介石依靠美国的飞机,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当时北平市民称他们为“劫收”大员)和大批军、警、宪、特空运到北平,抢占了这座世界闻名的历史古城。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蒋介石抢占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摘去了全国人民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最大的“桃子”。当时北平市民中流传着“天上飞来的,地下冒出来的(国民党特务),横行霸道”,人民仍然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灾难之中。

前门赶走了日本恶虎,后门又引入了美国狼。国民党又成了美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根据形势的发展,看来我们接管北平短时期是不可能了,当时,市政府、市公安局和卫戍区司令部的机构均尚未组建起来,于是中央局决定尚未调来的政府、公安和卫戍区的干部就不再集中,已经调来的也各回原单位工作。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便也回到了冀察区党委一地委,继续做地委书记的工作。这里只留下北平市委机关的干部和市委主要的领导刘仁和我两人。

当时,市委的工作机构有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有佘涤清、杨伯箴、任彬、孙国梁、张大中、铁岗等人,佘涤清同志为书记。工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有常明、张鸿舜、黄亮、李炎等人,常明同志为书记。铁路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有叶克明、凌必应、伊敏、吴一贯、刘升级、邢全理、郭维熙等人,叶克明同志为书记。平民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有苏一夫、王占恒、许平、万一、赵凡、包克等人,进城前苏一夫同志任书记,进城后赵凡同志为书记。警宪工作委员会的书记是屈绍健同志。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有张文松、曾平、张青季等,书记是张文松同志。李珍、彭思明、张锐、李英等同志,当时都是市委机关的主要干部。

市委机关在北平西郊时,每天都有从城里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其中以学生为最多。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城内的组织关系介绍出来的。经过谈话、训练,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思想认识,除少数人介绍到根据地进行培养教育外,多数宜回北平者,都给予任务,回到城里工作。有的进一步靠近了党,有的在城里入了党,为党工作。

国民党在北平慢慢站住了脚,他们在郊区也逐渐扩大势力,当时这里的形势发展对我不利,于是市委机关遂从西郊的莲花寺、大觉寺、南安河、北安河、温泉一带转移到羊坊镇以西山沟里的瓦窑和瓦窑以西的村子,继续坚持领导城里的工作。后来,在羊坊镇一带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打了一仗。这时郊区形势的发展对我已更加不利,于是在1945年12月底,北平市委机关遂由北平西山转移至张家口。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北京市委接管北平未成,作者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进城冒充国民党接收大员,领导全市党的工作。

 
          

中共北平市委机关转至张家口以后,当时北平城里各区尚未建立区委,城里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各委员会去领导。北平的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张家口,市委办了不同形式的训练班,经过训练后,分别不同情况,将能够回北平工作的学生尽量派回北平,不宜回北平工作的即介绍到华北联大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区工作。

北平市委住在张家口,领导北平的工作有诸多不便。1946年初,晋察冀中央局报请中央批准,刘仁同志留在张家口,派我秘密进入北平城内,建立秘密的市委领导机关。

这时,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已经建立,工作人员有465人。其中共产党170人,国民党170人,美方125人。三方各出一代表,组成三人小组。三人小组中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同志已经在北平。我方在北平创办的报纸“解放三日刊”也已经公开出版。军调处执行部的我方代表处,有时派人乘美国飞机从北平飞张家口,与晋察冀军区联系。我准备进北平城后,化装成一位从南边飞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所准备好的西服革履和城里同志们的活动经费,由飞机代我预先空运到北平,交“解放三日刊”代转,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我决定遵照聂司令员的意见不坐飞机,而由地上化装潜入北平。

当时北平通张家口的铁路交通尚未修复,我乘火车到市委设在北平至张家口中间的交通站。在那里化装成一个跑单帮的小贩,然后步行至下花园车站,再买火车票上车。在站口检票时,我的头上还挨了日本和国民党联合纠察队的几棒子,为了不暴露身份,只好忍辱上车。在车上是人挤人,两脚难以着地。我就这样被架空着直达西直门车站。原来在山里时,我们城工部机关有负责照相的同志,也有负责刻图章制假印的同志,我们制作的假身份证,和日本人发的身份证(良民证)相比,难以分辨真假。这时,我就用我们自制的假身份证,骗过了日本和国民党的联合双岗,从西直门潜入北平城。进城后,乘三轮车直奔东城乃兹府宋汝芬同志家。住不数日,为了便于工作,我就改扮成西服革履,冒充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转移到张克城同志的家里。他家住在景山东街北头路东的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比较隐蔽安静。

杨伯箴、任彬等同志已先我进城,张大中、张青季等同志原来已在城里。当时我是隐蔽在城里没有职业掩护,所以接触面不宽,领导全市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各委员会的负责人以及一些领导骨干。区委尚未建立,各委员会都是按职业建立组织进行垂直领导。当时最活跃的是学委会领导的学生工作和文委所领导的工作,其次是平委和工委的工作,警宪委的工作人员少,实际上,这项工作也确实比较复杂难做。

在日本统治时期,我们党在北平的工作很难开展。所以我初进北平时,除有的地区如太行、冀晋、冀东等地的党员关系尚未转来外,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的党员约有2000多人。在党领导下有组织的群众约有3500人。当然,在工人、市民一般下层群众中同情共产党盼望共产党的人很多,但也有不少人受日本和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对共产党保持距离。

当时,国民党从日本手里接管了北平,继续实行黑暗统治,物价高涨,群众生活很苦,鸡蛋二百元伪币一个,小米九百元一斤。警察每月三万多元伪币的薪金,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半饥半饱的生活。群众受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迫,心怀不满。在此情况下,我们发动了工人和学生的斗争:如:


(一)领导了木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

原来木工每日工资伪币三千元,斗争胜利后,增加至每日六千到七千元。


(二)破坏国民党“反苏反共游行”的斗争

国民党组织的反苏反共游行,是1946年春我正在城内时发生的,当时我们的对策是:一,宣传鼓动群众不去参加,全力破坏它,使它游行不成;二,如破坏不成,我们的党团员即参加到游行队伍的内部去,进行破坏活动,散布消极情绪,巧妙地将反苏反共游行转变为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斗争;三,如能在一个或几个学校发动群众争取多数,我们也力争阻止一个或几个学校的师生不去参加,来破坏国民党在学生中、在教育界的影响。但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太晚,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的组织很分散,发通知的时间和“通知”发到支部后,发动群众的时间都很紧,所以对国民党发动的这次反苏游行,尽管我们紧急地进行了工作,但还是没有破坏成。


(三)反国民党“甄审”的斗争

1945年9月2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将收复区的广大公立大专院校,一概宣布为“伪大学”,其学生为“伪学生”,不承认他们的学籍和学历,宣布在校生要经过“甄审”考试,毕业生一律“集中受训”,然后“方可录用”。所谓“甄审”,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沦陷区人民的侮辱和压制。同时也是企图借“甄审”来打击进步学生和对一般学生强制实行反动教育。为了及时挫败国民党的阴谋,学委在学联内成立了党团组织,由宋汝芬任书记,组织和发动了北平学生同当局进行了反“甄审”斗争。1945年10月,经过学委的批准,党团以北大和师大为基础,成立了“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出面领导毕业生的反“甄审”运动。校友联合会先后召开了四次反“甄审”大会,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46年6月,迫使国民党步步退却,十分被动,最后,“甄审”一事以不了了之。

此外,我们还领导了东北流亡学生,为反对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关于“沦陷区大学毕业生任用办法规定”的斗争。


(四)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

1945年9月,国民党抢占北平的当月,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就急忙拼凑起“北平市总工会”,并在工矿企业、铁路系统成立了他们的黄色工会,妄图把工人控制在国民党手里。为了争取工人群众,我工委发动群众及时揭露黄色御用工会的反动面目,号召工人为建立能真正保卫自己利益的工会组织而斗争。当时北平西郊门头沟各煤矿的工人表现突出,各矿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发展工会积极分子近四百人。党通过工会,领导各矿工人首先开展了反对封建把头,争取煤火津贴和改善待遇的斗争。一千多工人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威吓和破坏,坚持了好几天的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铁委领导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也开展得很活跃。他们在长辛店铁路职工中,散发了《揭穿平汉铁路工会长辛店分会的真面目》的传单,公开揭露了把持该工会的国民党特务和汉奸的反动历史。丰台车站组织了“仓库员工自治会”以及其它一些车站的“铁路工人联谊会”等,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1946年5月,国民党空军军官开枪打伤丰台车站工人徐亚学,党组织全站工人罢工抗议,使国民党“打内战”的军事运输一度中断。国民党当局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由于斗争的胜利,教育了群众,提高了学生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扩大了党的影响,增进了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在此有利形势下,为了巩固群众的情绪和今后广泛利用合法形式同国民党进行斗争,我们抓紧时机对群众进行了组织工作。

1.1945底到1946年初,国民党已抢先组织起“北平市学生爱国运动联合会”,我们也在学生中积极筹备组织“北平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与之争夺群众。

2.与组织“学联”的同时,在各校女学生中积极建立妇女团体的基层组织,由我们的女同志出头,协同社会上有名望的同情我们的妇女,共同组织“北平市妇联筹委会”。

3.1946年3月15日前后,以“北京剧社”、“祖国剧社”、“沙龙剧社”为基础骨干,吸收其他的剧社,如农学院剧社等,联合组建了“北平市剧联”。

4.关于建立“教职员联合会”的问题,当时我们准备了两手,一面积极筹建我党领导的“教联”,一面考虑并准备如果我们的“教联”一时建立不起来,即积极地参加国民党所组织的“教联”,力求在其内部活动,争取群众,争取领导,以求逐渐改变其性质。

5.“市文联”的建立,是由当时“人民世纪社”及“人言周刊社”的两个党员同志负责进行联络筹备的。“市文联”的基础是“人民世纪社”、“人民文艺社”、“民主青年社”、“人言周刊社”、“鲁迅晚报社”、“民主出版社”、“中外出版社”等十余个单位,依靠这些单位去逐渐扩大的。

在当时,国民党虽然允许中共在北平公开设立“解放三日刊”报社和军调部中共代表处,但我们市委所领导的党的一切组织活动都是秘密的,我们的报社和代表处的同志们的活动也是受到很大限制的。“解放三日刊”报社的同志和地下党的组织有秘密联系。

当时,钱俊瑞同志任“解放”三日刊报社的社长,马健民同志也在报社,任秘书长或负责党的工作,郭冲同志在报社做电台工作。北平的市民们将“解放”三日刊看成是昏夜中的一盏明灯,颇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一天,叶剑英同志约见我。通过报社转来了字条,上面写明了约见的时间和乘车的地点。

在一个初春犹寒的晚上,我按着事先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到“解放报三日刊”报社附近的一条胡同里,那里正好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我用暗号问了司机,正好是叶剑英同志的车,我乘车径直到了北京饭店。下车后,由等在门口的叶剑英同志的秘书将我引上北京饭店二楼的一个大会客厅里。

稍等片刻,叶剑英同志来了,在延安时我们没有见过面,彼此不认识,这次是初见,略事寒暄后,他首先听我介绍了北平党内情况和党外的社会情况。他也询问了一些有关问题的情况,我感到他对市委的工作很关心。接着叶剑英同志向我提出要市委给他找几个工作人员,到执行部帮助他工作,其中,包括英语翻译、打字员等。我当场答应尽快给他介绍来。这次会见,饶漱石也在座。谈话的次日,我就将此任务交给了学委的负责同志。还未等学委物色到合适人选时,我就要回张家口去和刘仁同志研究北平的工作。当时市委的领导同志只有我一个人在北平,所以临行前我告诉学委,如果很快能物色到适当人选,就不要等我回来审查批准,学委可以直接通过“三日刊报社”把人介绍到叶剑英同志那里去。1946年5、6月以后,北平的形势越来越恶化,国民党的统治逐渐加强,国民党在平绥线向我进攻,于是张家口至北平的交通遭到更大的破坏,在张家口领导北平市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了。

我正准备返回北平,但因反击国民党进攻的自卫战争爆发,交通断绝,故当时未能返回北平。直至10月10日我方撤出张家口时,市委在北平城内的领导机构也未建立起来,一直是通过各委员会领导市内各方面的工作。

1946年10月10日夜,我方撤出张家口后,中共北平市委的组织机构即暂时结束了。紧接着从中央局到各级党委又恢复了城工部。在新的形势下,第二条战线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开始了新的斗争。这第二条战线——白区工作,后来在解放大中城市的战争中起了应有的有效的配合作用。如北平的和平解放,地下工作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在城市解放后,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在第二条战线上,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为创建新中国而牺牲的同志们,同样,也应为我们所永远纪念。

我们应学习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和白区地下残酷斗争,两条战线上牺牲的同志们的献身精神,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抵制不正之风,搞好继续革命和改革建设。


1985年8月


后记
(原版)


《冬夜战歌》是我抱着“但写真情与实境,任它埋没与流传”的态度写成的。想不到写成后,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竟愿逆着当时的“世情”将书出版,他们的高风格使我感动。

著名作家刘绍棠同志在百忙中读完书稿后,为之作序,我很受鼓舞,深致谢意。



作者

1986年7月1日



后记
再版



目前社会已有了惊人的变化,大多数青年人已缺乏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对个人发展前途的思考,大多数人是以“权”和“钱”为标准,谋私多于谋公。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对青年人应多进行一些革命前途理想的教育,革命的“过来人”对此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主要靠武装斗争,白区的地下革命斗争,即第二条战线,对取得革命胜利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青年人对极其残酷的第二条战线的革命斗争知之甚少,也应该有所了解。由此,我决定将《冬夜战歌》再版。

再版有些变化:

1.去掉了原版中的《奔赴敌后》。奔赴敌后途中虽历经凶险,九死一生,应该写,但这不属于地下革命斗争。

2.增加了《白区(敌区)的秘密工作技术》。这些都是地下革命斗争技术工作的总结。

3.文字略有修补。

4.增加了《附录三、附录四》

书中写的大事小事,百分之百都是事实,没有丝毫虚构。将真实的革命斗争史写出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同时也可给革命档案馆补充一点难得的资料。

肖衍庆同志帮助我认真审阅、校对了本书的全部文字,甚至标点符号错了的都给改正过来,还写了序言。时迈同志认真仔细审阅了我的书稿的全部文字,还写出了“勘误表”,并真心实意写出了难得的导读式的“读后感”。闫国忠同志也帮助我审阅书稿,提了修改意见。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文印室的同志们帮我打印了全部书稿。孙葆华同志也作了校对工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帮我出版。在这里,我一并致以真诚的感谢!




作者

2008年8月于北戴河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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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第二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全文

1920年8月第一个译本第一版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

来稿选登|纪念伟大的毛泽东

哲学的贫困(节选一)

哲学的贫困(节选二)

哲学的贫困(节选三)

哲学的贫困(节选四)

哲学的贫困(节选五)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法兰西内战》(之一)

《法兰西内战》(之二)

《法兰西内战》(之三)

《法兰西内战》(之四)

《法兰西内战》(之五)

《法兰西内战》(之六)

《法兰西内战》节选(之七)

《法兰西内战》(之八)

国家与革命(之一)

国家与革命(之二)

国家与革命(之三)

国家与革命(之四)

国家与革命(之五)

国家与革命(之六)

《列宁全集》第6卷前言(节选)

列宁:《怎么办?》序言

列宁:《怎么办?》之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列宁:《怎么办?》之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列宁:《怎么办?》三之(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

列宁:《怎么办?》三之(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列宁:《怎么办?》三之(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列宁:《怎么办?》三之(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列宁:《怎么办?》三之(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列宁:《怎么办?》三之(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列宁:《怎么办?》四之(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列宁:《怎么办?》四之(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列宁:《怎么办?》四之(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列宁:《怎么办?》四之(四)组织工作的规模

列宁:《怎么办?》四之(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列宁:《怎么办?》四之(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列宁:《怎么办?》之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列宁:《从何着手?》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原创:要争取成为这样的人

原创:从一段网络疯传的视频想到的

当一个人,从他的经济状况,即物质生活上,看似属于无产阶级,但还不具备通过这个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努力的力量,使这个阶级获得翻身解放的思想。还在幻想,或者通过个人不择手段的“奋斗”,脱离背叛这个阶级,加入资产阶级的行列,或者把自己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幻想能够出现一个救世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那么,这样的人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而绝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中,这样的人占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时候,无产阶级真正的翻身解放,就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这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希望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都能正确认识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和认真思考该如何采取正确的克敌制胜的方式。真正懂得,作为共产主义信仰者应该怎样做好催化剂。


机会,

永远都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没有准备,

机会来了也会擦肩而过!

我们需要的不是点赞,

我们需要你和我们一起传播!


——东成居士

内容转载自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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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紫薇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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