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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共亡党亡国》一书
楚岩:《论苏共亡党亡国》之十三
发布时间:2018-08-20   阅读次数:116   作者:楚岩   来源:《论苏共亡党亡国》一书






论 苏 共 亡 党 亡 国

之十三 ——不搞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真民主,

共产党必然走向腐败反动

   


     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很多,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苏共的腐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苏共曾经是非常廉洁的党。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十四国侵略干涉军和国内反革命武装进攻,莫斯科粮食告急。粮食人民委员聂鲁巴奉命运送几十万吨粮食进莫斯科。粮食调进莫斯科,就在给列宁汇报的时候,聂鲁巴当场饿晕了。手里掌握几十万吨粮食,忍受着无比的饥饿,竟然不动公家一粒粮食,这就是当时的苏共党员,就是当时的苏共党风。正是这样一个清廉的、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党,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外国干涉军和国内反革命武装的进攻,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斯大林非常廉洁。美国著名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一书中说:“列宁不能容忍奢侈现象”,几乎到了严酷的程度。他严于律己,不搞任何个人特权,1918年到1919年间,为了不使脚冻伤,列宁在办公桌下放了一块毛毡。后来有人将其换为一块白熊皮。列宁严肃批评说:“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和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这些太奢侈了,根本就不需要”。1918年上半年,在其他人民委员的工资已经提到了2000卢布以后,人民委员会秘书事先未征得列宁同意,将列宁的工资由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列宁非常生气,给他以警告处分。斯大林本人非常清廉简朴。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工作人员清点他的物品,发现他仅有900卢布的存款和一些普通的衣物杂什、办公用品。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认识到反对特权和惩治腐败的必要性,指出党和政府的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仅仅在表面上稍稍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因此“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1921年,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指出,在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一是狂妄自大,二是文盲,三是贪污受贿。列宁还指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也不要。为此,在列宁的领导下,苏共进行了清党,强调党的纪律,成立中央监察机构和工农检察院。列宁在晚年,为反对官僚主义,还进行了不少探索和努力。但由于病情和某些人为因素,有些工作使他力不从心,执行起来打了不少折扣。列宁去世后,他的许多探索就戛然而止了。列宁非常注意反对官僚主义,严厉防止苏维埃国家官僚化。但斯大林模式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并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最终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了“官僚特权的阶层”。


列宁去世之后,从1930年代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著的《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食堂宫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会和其它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沙图诺夫斯卡娅以一位部长为例,这位部长的月薪是27000卢布,当时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莫斯科时发现,连高尔基也被当作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官僚特权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腐败在制度僵化、政府垄断、瓶颈众多的情况下特别猖獗。在计划经济下,许多商品价格都在市场竞争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贿赂作为分配紧缺商品和服务的条件,市场经济下的合法交易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了非法的贿赂。除了把商品和服务销售给贿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务员还会故意制造更多的瓶颈作为索取更高贿赂的一种方法。比如,官员们会有意拖延,制造麻烦。根本问题不仅是存在着市场最低竞争价以下的控制价格,而且是国家官员垄断权力,这些官员不受效率更高、价格更低的竞争产品的威胁。


几十年间,苏共官僚特权阶层还纷纷把公有财产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


赫鲁晓夫时期曾对官僚特权发起了冲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一些官僚特权: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后来,赫鲁晓夫宣布实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度。苏共22大通过决议称:“为了把更多更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领导人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65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特权的种类日渐增多。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干部队伍提出了“稳定”的口号,官员职务终身制成为普遍的事实。从苏共23大到苏共26大,苏共中央委员的连任率达到90%。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担任了20多年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担任了20多年的第一书记;格里申科从1967就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换下来。如果说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特权尚属一种体制惯性,而吸取赫鲁晓夫下台教训的勃列日涅夫则有强化特权换取拥戴的政治自觉。他制定一系列强化特权的条例和规定,将官僚特权系统化、合法化。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使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最终形成。据估计,这个阶层当时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种对干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证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不仅使许多干部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更严重的是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公然以权谋私,导致了腐败的蔓延、恶化。对于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毛泽东曾经说:“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权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上寄生的腐败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腐败阶层,思想上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勃列日涅夫为苏共当了18年的家,不仅苏共党内高官腐败泛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勃列日涅夫生活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而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有六栋别墅。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曾经赠送给他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氏爱不释手,常在几百万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


作为父亲,勃列日涅夫“舔犊”情深,对子女非常宽厚。尽管他经常斥责风流纵欲的女儿和一心贪恋钱财的儿子,这并不妨碍勃列日涅夫动用公款为儿子、女儿修建别墅。他的品质低劣、不学无术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在老丈人的庇护下,从一个中下级军官扶摇直上,当上了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贪污公款多达20多亿卢布,直到勃列日涅夫死后才被押上被告席。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腐败的深度、广度和烈度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回忆说:“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都卷入这种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送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许多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寄来的盒子。”


贪腐之风愈演愈烈,根源在于民主的严重缺乏和官僚集权制度。有论者认为,官僚特权,将苏联社会分为他们(上层)和我们(下层),也就是贵族和平民。“他们”是一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互相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人想进这个圈子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不劳而获,致使苏联公民日益缺少主人公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正像苏联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


勃列日涅夫时期,全苏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这些黑手党都有官僚背景,苏联社会日益呈现出“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的局面。在上层社会腐败的示范效应下,下层盗窃集体财物的行为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到70年代,苏联全国私人轿车中,至少有1/3的燃料是从国家盗窃来的,某些地方甚至高达80%。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敖德萨等大城市的警察也曾经公开表示,这些城市的工人存在“相当普遍的小偷小摸行为”。


戈尔巴乔夫打着改革的旗号走上政治舞台,他自己也是特权阶层的一员。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以后,专为他在黑海之滨克罗米亚修建的别墅就耗费11.5亿美元。别墅区有专机停机坪、体育场、露天游泳池、夏季电影院、人工石洞、冬季花园,从主楼通向大海的升降梯和接待警卫设施一应俱全。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明确地说:“党不断地同各种派别、反党集团、机会主义分子、派别分子及现实和虚构的反对党等多种政治敌人进行斗争,但从来没有同自己上层中的贪污受贿、自私自利的行为作过斗争。这是苏共历史上新的一页。这种病毒削弱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和团结。”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不能战胜它,“世界最强国”美国也不能战胜它。但在一夜之间,红旗落地,亡党亡国。苏联的历史沉重地告诉我们,不搞民主,不搞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真民主,官僚体系必然腐败,腐败最终会导致亡党亡国。


       当前中国社会又怎么样?腐败不是100%的严重,而是120%的严重。成千上百个“许三多”、许宗衡,就在我们党内,就坐在领导岗位上。贪腐之风,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角落。改革30年来,我们党也高度重视反腐败,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反腐机构、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但是党的腐败依然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严重。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不建立真正的广泛的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能清除腐败;不重建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体系,不能清除腐败,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必然是腐败丛生的社会;不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不恢复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能清除腐败;不建立公平、广泛、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社会主义的真正捍卫者是工农大众。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权牢牢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才能彻底清除腐败。总之,只有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彻底清除腐败,才能挽救党。如果不这样,后人必将复哀后人矣,肯定会重蹈苏联覆辙。









(编辑:紫薇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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